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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當前是全球化4.0時代,那前三代是什么?

2019-01-10
 

如果當前是全球化4.0時代,那前三代是什么?

 

現代科技-包括遠程呈現與機器翻譯-正在引領新一輪全球化。

圖片來自:路透社/Robert Pratta

 

“全球化4.0時代才剛剛開始,但我們已經顯得措手不及。世界經濟論壇創始人兼執行主席克勞斯·施瓦布教授上個月在宣布2019年世界經濟論壇年會主題時如此寫道。

 

在術語界,人們認為“全球化4.0”的含義必定緊緊追隨工業4.0”(即制造業的數字化)的含義。確實,前者已經被人多次使用(如這里及這里),但這個詞也為國際經濟學家提出了兩個問題:

 

1全球化4.0”這個新標簽是否有實質性內容?還只是換湯不換藥?

 

2)如果我們正經歷全球化4.0時代,那前三代是什么?它們真的有區別嗎?(劇透:有,當然有區別。)

 

我認為,未來的全球化將與我們現今及過去所知的全球化大有不同。而且,它來臨的速度將異常之快——來臨的方式也會出人意料。

 

事實上,我認為以這個主題完全足以寫出一本書,更有意思的是——這本書剛好趕在20191月的世界經濟論壇年會前上市。

 

簡而言之,以下是我的經濟推理:套利將推動全球化進程。每當各國相對價格不同時,人們就可以通過雙向、買低賣高來套利賺錢。在商品領域,這種“套利行為”被稱為交易。幾世紀以來,由于技術限制,套利主要發生在貨物本身,全球化大多數時候指的是貨物的跨國界銷售。

 

1990年左右起,由于信息和通信技術(ICT)的出現,一種新的套利手段得以實現:建立跨國界工廠。這種技術使得G7公司能夠在保持整個生產過程順利、可靠運行的前提下,將某些生產步驟交由發展中國家承擔,其中巨大的工資差距使得這種生產模式變得極其有利可圖。

 

當前所剩的最大全球套利機會在于服務行業的薪酬率。在不同國家,相似工作的薪酬通常相差10倍,這可是10000%的差距——也是一個非常誘人的套利機會。但截至目前,由于技術障礙,很少有公司能將這些薪酬差距套利,其基本問題與服務行業及專業工作的基本現實有關,因為這些行業多數要求面對面互動。直到近日,考慮到技術發展階段,想要攻克這些障礙,成本仍高的驚人。但數字技術正在改變這一現實:數字技術正在逐漸消除服務行業中薪酬套利的障礙。

 

得益于數字技術,人們可以身處一個國家,手上卻處理著另一國家的事務。在我即將于2019年上市的《全球化機器人劇變:全球化,機器人與各行各業的未來》一書中,我將此稱為遠程遷移。實際上,它只是一種國際遠程辦公形式,在網絡開發等領域已經非常普遍。

 

這種新型全球化——如果你想的話,你也可以稱之為新型薪酬套利——正在通過Upwork.com等國際自由職業平臺、先進的電子通信技術以及機器翻譯實現(正如我之前在博客中提到的那樣)。

 

2006年以來,我一直在鼓勵人們從更廣泛的視角看待全球化。在這種視角下,遠程遷移實際上是第三次解綁第一次解綁是貨物貿易,由于19世紀貨物運輸成本急劇下降而引發;第二次解綁是由ICT帶來的地理分離,這也使得即將到來的全球化成為了第三次解綁,即通過數字技術實現勞動力與勞動力服務的地理分離,使遠程工作者變得仿佛觸手可及。而這也引出了一個問題——如果只有三次解綁,那我們是怎樣來到了全球化4.0時代?

 

什么是全球化1.02.03.0時代?

 

在我之前有關全球化的文章中,我認為以貨物貿易為基礎的全球化是由兩個截然不同的階段組成的。1999年,Philippe Martin 與我共同撰寫了一篇題為《全球化的兩次浪潮:表面的相似,根本的不同》的論文。如果我們重新審視這種區別,就會自然而然地認識到前三代全球化。

 

全球化1.0時代指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全球化。當時,由于蒸汽及其他形式的機械動力的出現,使得購買異地商品變得更經濟實惠,貿易成本的歷史性降低帶來了第一次全球化。但幾乎沒有政府支持這次全球化。當時幾乎沒有全球治理——除非你將英國海軍視為聯合國、將英格蘭銀行視作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將主張自由貿易的英國視為世界貿易組織;當時也幾乎沒有國內政策可以承擔愈演愈烈的國際貨物套利所帶來的成果與惡果。

 

當時的全球化改變了一國最具競爭力的公民與公司的命運,卻也損害了一國最沒競爭力的公民與公司的命運。當時的全球化發生在異常激進的經濟體系(包括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帝國主義與各種形式的專制主義)下。這種情況自然沒有好結果:兩次世界大戰、世界經濟大危機以及法西斯主義的興起導致數億人被害。

 

最終,人們找到了解決辦法:隨著美國出臺羅斯福新政及其他富裕經濟體實行社會主義市場民主,資本主義情緒逐漸緩和;而在世界的另一端,共產主義情緒也逐漸轉向溫和。總之,我們可以將這視為一個獨特階段,即全球化2.0時代。

 

全球化2.0時代指二戰后時期。當時貨物貿易與國內補充性政策相結合,共同承擔全球化(與自動化)的成果與惡果。市場負責效率,政府負責司法。從國際上看,全球化2.0時代見證了以學院、規則為基礎的國際治理體系的誕生,尤其是聯合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關貿總協定/世界貿易組織以及諸如糧食與農業組織、國際勞工組織等專門機構的出現。

 

全球化3.0時代就是我口中的第二次解綁,或新全球化;Arvind Subramanian稱其為超全球化;Gary Gereffi稱其為全球價值鏈革命;而Alan Blinder則稱其為離岸外包。關鍵在于,當前,全球化意味著工廠已經跨越國界,更重要的是——G7公司的專門技術也與工廠一同跨越了國界。這創造了嶄新的制造業世界:高科技與低工資相結合。這種新型組合破壞了那些努力與高工資、高科技競爭的工人的生活與社區,也影響了那些努力與低工資、低科技競爭的工人。而這其中受影響最大的要屬在產品生產部門供職的工人,因為這種“解綁”主要影響的就是產品生產部門。更嚴重的是,雇主將工作機會與專門技術轉移至國外后,G7工廠工人原本對G7制造技術的壟斷會被徹底打破。

 

全球化機器人劇變

 

全球化4.0時代就是我所說的第三次解綁。當數字技術在實現國際工資差異套利的同時,能避免工人實際流動,我們就會迎來全球化4.0時代。從前的全球化1.02.03.0時代主要影響那些以制造產品為生的人(因為過去的全球化是物的全球化),而全球化4.0時代則將重創服務業。發達經濟體中數億的服務行業及專業人員將——前所未有地——面臨全球化所帶來的挑戰與機遇。

 

令人擔憂的是,服務行業的許多工作者也將被人工智能引領的自動化所取代。如果那些被全球化3.0時代所影響的藍領工人與被全球化4.0時代所影響的白領工人聯手的話,我們可能會面臨劇變——我稱之為全球化機器人劇變。從近期的頭條新聞來看,這種劇變可能正掩藏在黃背心之下。

 

每一次偉大變革,既為那些抓住機會的人奏響凱歌,也為那些錯失機會的人譜寫哀樂。只要我們能做好充分準備、我們的政府控制住全球化來臨的速度,未來的全球化必將為我們帶來更美好的世界。過去,爆炸式的經濟發展曾帶來爆炸性的社會動蕩。我們的政府需要幫助人們調整適應,并且——如果一切變化太快——政府有責任放緩速度。

 

本文略有修改,原文轉自世界經濟論壇網:

https://www.weforum.org/agenda/2018/12/if-this-is-globalization-4-0-what-were-the-other-three/

作者:Richard Baldwin, 日內瓦國際關系及發展學院國際經濟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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